湘潭隐山湖湘文化生态旅游区旅游指南
隐山位于湘潭县黄荆坪，距湘潭市区40公里。 又名龙山，龙王山，历为湘潭四大名山之一，海拔437米。
因北宋大文学家，大理学家周敦颐隐居讲学而得名，并因南宋名儒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此讲学授徒，创立湖湘学派，而被称为“湖湘文化之源头”。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游江南至此，曾亲笔御书“天下隐山”。
隐山与湘潭县乌石镇彭德怀纪念馆相距只有5公里，位于花明楼，韶山，乌石与南岳的旅游黄金线的中间地段，地理位置优越，不仅有隐山碧泉书院，三贤祠，胡安国胡宏父子合葬墓地及左宗堂故居，周小舟故居等人文历史资源，而且自然风光优美，有美仑美奂的“四美湖”，神秘莫测的龙王洞，天然温泉以及历代为州官府吏，文人墨客浏览的圣地“四池”“八桥八景”等，游客既可寻幽访古，又可休闲度假，采莲赏荷，登山探险。
隐山，已被确凿考证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自宋元以来至民国初年，隐山成了州府官吏，文人雅士，迁客骚人荟萃之地。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晚年隐居隐山讲学，曾于此写下脍炙人口的《爱莲说》。
隐山胜迹颇多，一寺（慈云寺），一墓（北宋理学家，文学家胡安国之墓），两祠（一为濂溪祠，周敦颐号濂溪，后人建此祠以为纪念；另一为三贤祠，意为纪念胡安国胡文定公胡宏父子三人 ），两树（濂溪祠前有一垂丝柏树，高十丈许，干粗一丈五，相距三丈处还有银杏一棵，高八丈许，干粗近一丈。这两树相传为周敦颐亲手所植），四池（莲化池，洗笔池，化砚池，雷池。相传为周敦颐植莲，洗笔，化墨之处），八桥（即隐水桥，流叶桥，通箭桥，珂里桥，栗林桥，狮龙桥，神仙桥，龙五桥），远近驰名。登隐山一游，湖湘文化源头尽收。
隐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颗明珠，她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是核心湖湘文化的真正源头。她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对推动中国近世的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据说六朝时有一高僧，为躲避人世的烦扰，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隐居修行。后来有两个行脚僧人路过这里，想找些食物充饥，找遍附近却不见村落的影子。正在失望之际，但见有菜叶随着溪水漂流下来。两个和尚吃饱了，但是第二天，老僧却已焚毁了草庐，无影无踪了……从此，这时就叫起隐山来了。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天下大乱。到南宋初年，湖南地区为金兵、叛将、流寇、土匪以及犯上造反的农民等闹得鸡犬不宁，真可以说是“搅得周天寒彻”了。
由金兵入侵所带来的祸患是自北向南而来的，起初在河北、安徽、湖南、四川、江苏、浙江、江西等地。随着宋王朝的“鸾舆”南渡，大批难民涌入江南。建炎三年（1192），宋大学士、给事中胡安国携带家眷为躲避战乱迤逦到来湖南湘潭，导引者是胡安国的弟子长沙人黎明。当胡安国来到隐山附近的碧泉时，被湛蓝的泉水所吸引，喜不自胜，于是就决定隐居在这里。
胡安国字康侯，是福建武夷山下的崇安人。崇安宋时归建州，现在改称武夷山市。胡康侯原本设有打算来湖南，只是为战乱所逼，慌乱中逃到这里。不料这一偶然的事件却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胡康侯长于《春秋》学研究，早年从学朱长文与靳裁之。朱长文是宋初“三先生”之一的泰山孙复的弟子，孙复以治《春秋》学有名于当世。而朱长文与靳裁之都是著名理学家程颐的讲友。胡安国从朱长文那里得思想为核心，加以自己的理解。所以《胡氏春秋传》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著作，而应当是史论一类的典籍。虽然因其“有感于时势”，议论并不完全——合于经旨，但“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的用意非常明显，深得孔子“笔削《春秋》”的原意，所以宋高宗赞誉《春秋胡传》“深得圣人之旨”。胡安国的《春秋传》主要就完成在湘潭隐山的碧泉书堂和衡山的“春秋楼”。“春秋楼”在湖南省衡山县，是胡安国隐居湖南期间的另一处生活与读书、著述的所在。
绍兴八年（1138）四月十三日，积劳成疾的胡安国在完成“春秋传”不久就过世了。他没有带走遗憾，却留下了传世的著述。《胡氏春秋传》后来成了元、明两朝科举考试的标准范本。并且成了后世研治“春秋学”不可绕过的经典，对后世历史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就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父子兄弟的《春秋学》的研究，都深受《胡氏春秋传》的影响。
胡安国在湖南共建有两座书堂，一是湘潭隐山的“碧泉书堂”，一是衡山的“春秋楼”，后来称“衡山文定书堂”。这是因为在他身后，宋高宗赐给他的谥号叫做“文定”，意思是表彰他深通孔孟精神，博学多识而又能坚定操守，不为外欲所诱惑。就如同程门高弟大理学家谢良佐对他的评价一样：“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胡安国一生心系国家民族，国土沦丧、生民苦痛常使胡安国痛楚如同身受。胡安国志节甚伟，经常为时人所称道。程门弟子侯促良从来不以赞美之辞轻易许人，只敬服二程，自了解胡安国以后，说“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而宝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胡安国的高风亮节影响了自己的后人，三子寅、宁、宏及从了胡宪法“并以大节树于东南”，成为南宋社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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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北宋大文学家，大理学家周敦颐隐居讲学而得名，并因南宋名儒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此讲学授徒，创立湖湘学派，而被称为“湖湘文化之源头”。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游江南至此，曾亲笔御书“天下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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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山，已被确凿考证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自宋元以来至民国初年，隐山成了州府官吏，文人雅士，迁客骚人荟萃之地。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晚年隐居隐山讲学，曾于此写下脍炙人口的《爱莲说》。
隐山胜迹颇多，一寺（慈云寺），一墓（北宋理学家，文学家胡安国之墓），两祠（一为濂溪祠，周敦颐号濂溪，后人建此祠以为纪念；另一为三贤祠，意为纪念胡安国胡文定公胡宏父子三人 ），两树（濂溪祠前有一垂丝柏树，高十丈许，干粗一丈五，相距三丈处还有银杏一棵，高八丈许，干粗近一丈。这两树相传为周敦颐亲手所植），四池（莲化池，洗笔池，化砚池，雷池。相传为周敦颐植莲，洗笔，化墨之处），八桥（即隐水桥，流叶桥，通箭桥，珂里桥，栗林桥，狮龙桥，神仙桥，龙五桥），远近驰名。登隐山一游，湖湘文化源头尽收。
隐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颗明珠，她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是核心湖湘文化的真正源头。她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对推动中国近世的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据说六朝时有一高僧，为躲避人世的烦扰，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隐居修行。后来有两个行脚僧人路过这里，想找些食物充饥，找遍附近却不见村落的影子。正在失望之际，但见有菜叶随着溪水漂流下来。两个和尚吃饱了，但是第二天，老僧却已焚毁了草庐，无影无踪了……从此，这时就叫起隐山来了。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天下大乱。到南宋初年，湖南地区为金兵、叛将、流寇、土匪以及犯上造反的农民等闹得鸡犬不宁，真可以说是“搅得周天寒彻”了。
由金兵入侵所带来的祸患是自北向南而来的，起初在河北、安徽、湖南、四川、江苏、浙江、江西等地。随着宋王朝的“鸾舆”南渡，大批难民涌入江南。建炎三年（1192），宋大学士、给事中胡安国携带家眷为躲避战乱迤逦到来湖南湘潭，导引者是胡安国的弟子长沙人黎明。当胡安国来到隐山附近的碧泉时，被湛蓝的泉水所吸引，喜不自胜，于是就决定隐居在这里。
胡安国字康侯，是福建武夷山下的崇安人。崇安宋时归建州，现在改称武夷山市。胡康侯原本设有打算来湖南，只是为战乱所逼，慌乱中逃到这里。不料这一偶然的事件却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胡康侯长于《春秋》学研究，早年从学朱长文与靳裁之。朱长文是宋初“三先生”之一的泰山孙复的弟子，孙复以治《春秋》学有名于当世。而朱长文与靳裁之都是著名理学家程颐的讲友。胡安国从朱长文那里得思想为核心，加以自己的理解。所以《胡氏春秋传》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著作，而应当是史论一类的典籍。虽然因其“有感于时势”，议论并不完全——合于经旨，但“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的用意非常明显，深得孔子“笔削《春秋》”的原意，所以宋高宗赞誉《春秋胡传》“深得圣人之旨”。胡安国的《春秋传》主要就完成在湘潭隐山的碧泉书堂和衡山的“春秋楼”。“春秋楼”在湖南省衡山县，是胡安国隐居湖南期间的另一处生活与读书、著述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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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国在湖南共建有两座书堂，一是湘潭隐山的“碧泉书堂”，一是衡山的“春秋楼”，后来称“衡山文定书堂”。这是因为在他身后，宋高宗赐给他的谥号叫做“文定”，意思是表彰他深通孔孟精神，博学多识而又能坚定操守，不为外欲所诱惑。就如同程门高弟大理学家谢良佐对他的评价一样：“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胡安国一生心系国家民族，国土沦丧、生民苦痛常使胡安国痛楚如同身受。胡安国志节甚伟，经常为时人所称道。程门弟子侯促良从来不以赞美之辞轻易许人，只敬服二程，自了解胡安国以后，说“吾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而宝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胡安国的高风亮节影响了自己的后人，三子寅、宁、宏及从了胡宪法“并以大节树于东南”，成为南宋社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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