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罗荣桓故居旅游指南

   　 罗荣桓故居在衡东县荣桓乡南湾村。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二十六日罗荣桓诞生在南湾旗杆屋场新大屋，3岁时全家搬到南湾街上，12岁那年迁入异公享词。
 　   民国10年（1921），他在家乡办起农民夜校，15年（1926）又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组织“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1927年春离开这里，参加鄂南暴动，继而参加秋收起义，此后一直在军队中从事政治领导工作。1983年，故居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全面维修后对外开放。异公享词位于南湾村南头，建于民国3年（1914），是罗荣桓的父亲罗国理为纪念第十二代先祖异山公倡建的族侗，三进四厢，房屋20间，建筑面积530多平方米。为介绍罗荣桓光辉的一生，故居内设有陈列室，展出珍贵文献、照片和实物150余件。由胡耀邦同志亲笔题写的“罗荣桓故居”熠熠生辉。
  　  罗荣桓（1902-1963）中国军事家，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从1919年起先后在长沙协均中学和青岛大学读书，曾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1926年秋在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后赴广州，旋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的连、营、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年8月任第4军政治委员。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115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山东主力部队6 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
   　 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曾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60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从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他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42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毛泽东作诗《吊罗荣桓》给予高度评价。
   　 为了拯救革命, 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大屠杀实行武装抵抗,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 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当时, 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 只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 第3, 第6, 军各一部, 总共三千多人。在南昌地区, 我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有: 叶挺领导的第20军; 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 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25师; 以及蔡廷锴的第10师等部。还有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 正由武汉向南昌集中。七月二十七日, 正式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敌委员会。前委会决定于七月三十日举行起义, 并成立军事领导机关--起义总指挥部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 张国焘由武汉赶到南昌, 阻挠起义,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经过激烈斗争, 克服了张国焘的阻挠, 毅然决定起义。
    八月一日,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和贺龙, 叶挺, 朱德, 刘伯承等的领导下, 北伐军二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起义部队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战斗, 全歼驻在南昌的敌人并控制了全城。八月二日, 驻马回岭的第四军第25师主力, 在前委派去的聂荣臻领导下, 开到南昌和主力会合。起义胜利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任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三个军：第20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辖第1、第2、第3师以及军直教导团和特务营；第11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辖第24、第25、第10师和军直炮兵营；第9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以原军官教育团为骨干，还有一些南昌的印刷和铁路工人参加，约一个团的兵力。
   　 八月一日上午，前委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等文件，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同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贺龙、叶挺、苏兆征、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彭湃、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等二十五人组成。这个带有政权性质的委员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目的是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武汉汪精卫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产阶段领导的代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段，并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权。同日，由十五名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七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要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汪精卫调朱培德的第3、第9两军主力向南昌急进，妄图包围南昌，消灭起义部队。面对这种形势，前委决定：起义军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外援，重建广东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广昌南下。蔡迁锴的第10师到达进贤李家渡时叛变，率部开往浙江。武汉分校的干部和学员，乘船赶到九江被张发奎扣留，分校党代表陈毅化装南下，在临川追上起义军，被派到第25师第73团任党代表。这时，蒋介石急令留守两广的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抽调八个师的兵力，分向江西、湖南南部前进，准备截击南下的起义军。起义部队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敌军黄绍宏、钱大钧等部的拦阻后，变更经寻邬（今寻乌）出梅县的原定路线，改由长汀、上杭进入广东的三河坝、潮州、汕头地区。朱德率第25师留守三河坝。周逸群率第3师留守潮、汕。经两次分兵，主力仅剩六千人转兵西进，打算会合海丰、陆丰农军，相机夺取惠州。在汤坑地区，与敌薛岳等部激战，打成对峙，撤至揭阳，于十月三日，在流沙镇与我从汕头撤出的部队和前委首脑机关会合。在撤离汕头之前，党中央派张太雷前来，向周恩来等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指示起义领导人离开部队。前委在流沙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要求武装人员退往海丰、陆丰作长期斗争。当日下午，主力部队进至乌石山时，与敌陈济棠、徐景唐部激战，遭受失败，仅第24师余部一千三百余人，在董朗、颜昌颐的率领下，转入海丰、陆丰地区同当时农军会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 师，继续革命斗争。留守三河坝的我军与敌黄绍宏部激战三昼夜后，保留下来的武装与我从潮州突围的少数部队于铙平会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闽南、赣南，进到了粤北的韶关地区，于翌年一月举行了湘南起义。
   　 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管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代，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肥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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